制空权演义

文/老虎   2018-07-10 23:09:33

B-2隐身轰炸机是美国制空轰炸力量的主力装备。

制空权:寻找战争的最大效率

谈起制空权,绕不过意大利人朱利奥·杜黑。早在一战之前,这位炮兵出身的军官就非常重视飞机的作用。一战爆发后,他更是到处“煽风点火”,鼓吹空中决胜,数度得罪上层。战争的结果证明,他的想法非常具有前瞻性。1921年,杜黑所著《制空权》一书出版,世界上首套系统完整的空中战争理论诞生。

早期制空权理论家为数众多,其中还包括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休·特伦查德及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比利·米切尔。特伦查德是实践派,亲自指挥了一战期间英国皇家飞行团的侦察、火力支援、轰炸行动,皇家空军建军后担任首任参谋长,被后人尊称为“皇家空军之父”。米切尔著有《空中国防论》,他曾随潘兴将军远征欧洲,指挥英、法、意、美等协约国近1 500架飞机发起空地协同的圣米歇尔战役。在1921年对抗演练中,米切尔指挥美军NBS-1轰炸机编队击沉了靶标——原德国海军无畏舰“东弗里斯兰”号,动摇了海军“大炮巨舰”主义的根基。

其实,早在1917年8月,英军推出《司马茨报告》(司马茨是南非陆军的将军,应邀加入英国战时内阁),其中预言:“大范围地毁坏敌人的土地、摧毁工业和人口中心的空中行动可能会成为用兵打仗的一般法则,而古老的军事以及海上行动可能成为次要的和附属的方式,而这一天也许并不遥远。”

制空权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战争中“战线”的概念。空中成为与陆地、海洋并立的战场,获得制空权成为获胜的决定因素。空中力量的特性就是进攻,而且要集中、独立地使用,不仅负责摧毁对手的作战能力,还要摧毁对手的作战意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轰炸了中国满洲地区的北宁铁路以及锦州等城市。贫弱的中国成为验证制空权理论的第一个战场,也刺激了中国军界。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在其《国防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杜黑)理论的根本动向是在寻找战争的最大效率”!

二战全面检验了制空权形成的“战争效率”。轴心国先期实践,同盟国“以致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美军B-29“超级堡垒”战略轰炸机把原子弹扔向日本广岛、长崎的时候,升腾的蘑菇云把何为“效率”演绎到顶峰。

杜黑

特伦查德

米切尔

朝鲜战争。与美机空战中的米格战机。冷战:制空权悖论

作为“终极武器”的原子弹既然能够把整个城市摧毁,既然能把敌方的作战能力连同作战意志连根拔掉,那么,在理论上——似乎谁拥有原子弹,谁拥有能把原子弹投到对方头顶的轰炸机(或者导弹),谁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建立凌驾于对方的绝对优势。

可是,历史演进的路径往往很诡异。“优势”不一定意味着必胜。特别是东西方冷战开启以后,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也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具备了威胁美国核心利益的能力。原子弹不光你有,我也有,这就等于建立了互相威慑的“恐怖平衡”。此时,一劳永逸获得制空权的“终极武器”显然并不存在。“无差别轰炸”已经落伍,搞不好还会给对方提供宣传资料,坐实自己的“坏蛋”身份。

朝鲜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战争期间,美军内部不乏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满洲甚至苏联远东的声音,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却并没有爆发。美苏在朝鲜战争期间均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分寸。制空权作战从“战略行为”降格为“战术行为”。相关决策者们坐拥一堆先进航空装备,却要为选择什么作战方式、打击什么目标伤透脑筋。美军采取连续空袭手段,打掉了朝鲜的前线机场,但禁止飞行员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而苏联空军也没有攻击在日本的美军基地,甚至严禁苏军援朝飞行员攻击38线以南的目标。

有意思的场景出现了。既然美军规定不能打中国东北境内的机场,苏联空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就可以利用这些机场,前出至朝鲜上空,在某些时间段、某些地点、某些场合获得战术级别的相对制空权,开辟著名的“米格走廊”。1951年8月到次年6月,美军大规模轰炸中朝军队的交通及后勤系统,发起“绞杀战”,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苏联空军米格-15机群的反击、拦截下,效果有限。到1952年5月底,仅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已经击落敌机122架,击伤41架。美国空军不得不放弃对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的封锁。新义州至平壤、熙川至平壤两条铁路干线可以昼夜通行。

1952年7月,美军又派出大量的B-29战略轰炸机及F-84、F4U、F9F等空、海军飞机,在F-86战斗机的护航下,集中空袭朝鲜境内的发电厂。面对旗鼓相当的中苏空军米格-15拦截机群,美军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从拟定作战计划之初就得增加护航战斗机的数量。美军声称,此战朝鲜90%的供电能力被毁,13个发电站被炸掉了11个,但中苏方面迅速派出了维修队,部分恢复了供电。而中朝地面军队虽然行动受限,并没有被消灭,甚至有能力发动金城反击战。可见美军的轰炸又没有完全奏效,尴尬相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停战协议签署。

越南战争是冷战期间的又一次热战。东西方在中南半岛再度发生摩擦。美军为了把越南北方的战争潜力毁掉,发动“滚雷行动”,从1965年3月2日到1968年11月1日持续了3年多。美军有3条作战任务:削弱北越对南越及老挝境内游击队的支持;限制其向上述两地发起直接军事行动的能力;削弱其工业潜力。

“滚雷行动”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军空中力量(含空军、海军、陆战队)最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合计投弹86.4万吨,投弹量超过了二战太平洋战场投弹量的总和。如此高的轰炸强度,仅仅让美国获得了相对制空权。在苏联、中国、朝鲜乃至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北越在短时间内就已经获得了完整的防空作战体系。在滚雷行动后期,北越米格战斗机在美军雷达难以覆盖的红河三角洲上空经常拦截美机,多次得手。地面防空方面,北越从苏联获得了先进的萨姆-2地空导弹,来自中国、苏联的地面防空部队承担了要地防空任务,斩获甚多。

美国军方普遍认为,“滚雷”是个非常失败的行动,其标志是制定的作战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轰炸有效率,但是没效果。五角大楼内部的政策专家们忽略了北越人民的承受能力,更对越南弥散到全世界的“防御体系”缺乏政治预见性。

既然打不赢,就得想着怎么撤。很有讽刺性的一幕出现了,约翰逊政府下台后,美国追寻制空权的目的很快就从“战胜”变成了“脱身”。1972年年底,为了把北越拉回谈判桌,早日实现停战,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接连发动了两次“后卫”轰炸行动。特别是在1972年12月的“后卫2号”行动中,美国空军B-52轰炸机对北越首都河内周围的铁路、机场、桥梁、工厂、地空导弹阵地、油库等重要目标发起密集空袭。

一如既往,北越被炸得惨不忍睹,但整体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意志并没有被摧毁。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美军撤兵。1975年,越南人民军的坦克冲进了西贡南越政权的“总统府”,实现国家统一。美国对越战争、战略均以全面失败告终。

美国军事理论界至今都有人在研究朝鲜、越南战争的制空权问题。仗打不赢,是武器不好。一些人开始从技术角度找原因。经历过朝鲜空战的飞行员博伊德总结出“能量空战公式”——战斗机单位剩余功率=(推力-阻力)×速度/重量,单位剩余功率数值越大,证明战机机动性越“牛逼”,空战格斗中的胜算也就越大。他曾破口大骂设计师西拉克尔设计的越战名机F-111,其机动性“还赶不上插上翅膀的猪”。哪知两人后来惺惺相惜,和另几位军中好友结成“战斗机黑手党”,在未来新机设计中夹带大量私货,谁反对就用吐沫星子淹死谁。1976年,体现“能量空战”理念的F-16首飞,之后果成一届霸主。

其实美国一直都有人认为,仗打不赢,不光是武器的事儿,主要是因为决策者脑子不清楚,国家战略出了问题。在打击越南清化大桥的时候,美军就已经用上了激光制导炸弹,而且确实比传统炸弹准多了,节省弹药数量,节省飞行架次,也就节省了飞行员的生命。但是一旦战略不清,即便拿到制空权,即使把敌人的工业、基础设施都炸没,也未必能打胜仗。

与传统制空权理论貌似冲突的悖论出现了,其实这并不奇怪,无论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冲突双方背后都有东西方大国的支撑。平壤、河内的防空体系,超越了自身疆域,而其作战能力和意志在莫斯科,在北京……除非用核武器打一场末日战争,可问题是美苏不想死,中国不怕死,这让进攻者获得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权难比登天,而获得“空中优势”常常意味着制衡,而不一定是制胜。毛泽东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把“唯武器论”贬斥到极致。

制空权优势一旦被稀释,有时候就等于没有优势。仗仗杀敌,全盘皆输,看似奇怪,内有逻辑。1979年,苏联头脑发昏入侵阿富汗,很快尝到了美国在越南的滋味儿。在中美联手抗苏的战略大环境下,“毒刺”单兵肩扛式导弹一出现,米-24、苏-25肆无忌惮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越战期间,一架美国F-105战斗机被北越萨姆-2导弹击中。海湾战争。伊科8号高速公路上,大量伊军装甲目标被多国部队空袭歼灭。该公路后来也被称为“死亡公路”。

“5环”理论创始人沃登上校。冷战后的“制空权plus”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威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美国牵头各盟国,发起海湾战争。那时苏联已经风雨飘摇,中国尚处于80年代后期以来的社会盘整期,都没有对美国的行动提出异议。多国部队的空中力量占据了数量和质量的优势。二战后40多年来,美军首次实现了全方位的以众击寡、以强击弱。

海湾战争打破了传统的战争样式。制定作战计划的是五角大楼的空军参谋部,具体牵头人是美国空军上校约翰·沃登。沃登是得克萨斯人,1943年出生,越战的时候开过OV-10“野马”侦察/攻击机。在一次战斗中,他的飞机差点没被地面防空火力打成筛子。可飞机硬是让他开了回来。战后,他和很多年轻的美军飞行员一样,开始总结越战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越战期间美国空军遵循的交战规则非常混乱,经常跟实际战局发生冲突。飞行员往往不知道哪些目标能打哪些目标不能打,一些重要的目标往往没列入打击计划,而意义微弱的次要目标却被反复攻击。这恰恰是制空权行动缺乏明确战略指向的必然结果。1988年,沃登所著《空中战役》一书出版。

伊军占领科威特后,直逼沙特。沙美关系是确保美国中东利益的重要基石,美国决心动手。沃登迅速召集一帮作战参谋成立特别小组,向上级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对伊空中作战计划。沃登深悟越战“滚雷”计划零敲碎打、用兵拖沓的弊端。在这份名为“迅雷”的作战计划中,美国空中力量首轮重点打击的目标一开始就很清楚——伊拉克境内纵深地区的指挥控制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生产和储存设施,以及地面防空网,全都是战略级目标。发起空袭要快,要猛,要集中,绝不能让伊军有任何喘息机会,甚至不必等到多国地面部队完全展开。“迅雷”计划基本反映了《空中战役》一书中的思想。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最终在“迅雷”计划基础上推出“沙漠风暴”行动。多国部队在43天内实施连续不断的空袭,获得了完整的制空权。联军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发起“左勾拳”行动,直接抄了科威特境内伊军撤退的后路。地面伊军成群结队地投降,作战意志被彻底打垮了。地面战争仅仅用了100个小时。战争以多国部队的胜利宣告结束。

1995年,沃登结合海湾战争经历,在美国《空中力量杂志》上发表论文《体系之敌》(Enemy as a System),提出著名的“5环”理论。根据空中打击的优先级别,敌方目标被划分出5环同心圆。最内环目标,最重要,优先级最高,是敌方的领导能力(Leadership),包括其领导人、指挥机构、军民通信体系、媒体传播体系等;第二环是“有机要点”(Organic essentials),包括支持战争和民众生活的重要工业,如石油、电力设施;第三环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如交通运输体系;第四环是人口(Population),涵盖民心民气;最外一环才是野战部队(Fielded Forces)。

与传统制空权作战不同,沃登的理论强调一上来就要打掉敌方的领导能力。美军空中力量将沃登的理论付诸实践。海湾战争之后,科索沃战争如此。导致萨达姆政权亡身灭家的伊拉克战争也如此。阿富汗战争以及之后的历次“斩首行动”更是如此。传统的地面大规模机械化兵团作战基本淡出了公众视野,地面作战日益碎片化、短期化。

冷战后的制空权作战非常强调“体系”概念,其共性大致包含以下几点。首先,一定要优先打掉敌方指挥体系的核心,既是战术攻击,更是战略攻击;在同一战区内,根据目标与敌方体系核心的紧密程度,同时对多个战略级别目标发起打击,不给敌方喘息机会;力争同时确保战略制空权和战术制空权;采用隐身装备、精确制导武器,稳准狠;空前强调空中力量在战斗和战役中的主导地位,首战即决战。

当然,美军一直在反思并探讨历次作战的得失。也有观点认为,冷战后制空权作战的成功,是因为美国始终没遇见一个像样的对手。而由此催生的“速胜论”思想有可能是很可怕的,比如一旦与俄罗斯甚至中国这种体系强大的对手发生正面冲突,获得制空权就没这么轻松简单了。

即便针对小国家,隐形装备、精制导武器的作用也是受到敌方抵抗意志、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等众多因素限制的。例子很多。在伊拉克上空横行无阻的F-117隐身战斗机,到了南斯拉夫上空就被与伊军一样的老式萨姆-3导弹打了下来。阿富汗没有像样的工业目标,民风彪悍,作战对象本身是否具备指挥核心都可能是问题。美国军方,包括中央情报局,利用无人机消灭了一个个塔利班头目,但阿富汗就像一个大水缸,“按倒葫芦飘起瓢”,“核心”毁掉一个冒出来俩,没完没了。“反恐战争”持续这么多年,制空权早就拿下了,但光靠隐身飞机、精确制导武器,“战争效率”问题还是无解。拿西方思维方式跟当地千百年的风俗文化死磕,胜算并不高。“5环”示意图。

“空海一体战”理论推崇者、美国战略学者克雷皮内维奇。归根结底,制空权应隶属于国家战略。战略不明,在战术上就可能失去方向。战略糊涂,单靠打击一批批具体目标,往往不会发挥好作用,可能还有副作用,甚至出现反作用。也就是乱打仗,打乱仗,打仗容易,收拾困难。

如今美军F-22、F-35、B-2等隐身战机纷纷投入实战,表现出色。美国也一直在更新制空权理论,对假想对手的战略取向、政治文化历史资源都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这又不禁让人想起了博伊德。他后来也变成一位思想者,提出了包含观察(Observe)、 指 向(Orient)、 决策(Decide)、行动(Act)4大流程的OODA循环理论。OODA是一个闭环,各流程之间有输出,有反馈,谁循环速度快,谁就能打赢。其中“指向”环节,最为复杂,涉及判断分析军事行动中文化、历史、人类学等众多元素。

很多制空权理论,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充分实现的,比如如何有效提升OODA循环的速度。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的巨大进步,这些“旧”理论具备了“老树新花”的机遇。制空权理论仍在实战中接受检验。这是叙利亚战争期间,俄空天军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苏-30SM战斗机护航下,向叙境内武装分子目标发射Kh-101巡航导弹。制空天权

网络中心战,是美国海军的一些军官联合著名的兰德咨询公司所推出的作战理论,借鉴了空军“体系”作战的某些观点。至今这套理论还在发展充实的过程中。网络中心战的起源,来自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爆炸式成长。后来美国国防部牵头,把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结集成书,并在2001年向国会提交同名报告。报告指出:“网络中心战是通过部队网络化和发展新型信息优势而实现的军事行动。它是同时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内及三者之间的战争。”

显然,传统制空权理论在网络中心战中又有了新的位置。网络中心战强调作战中心将由传统的平台转向网络;信息本身即是战斗力;空中力量作为作战模块将通过高效的数据链整合进作战网络中。打个比方,就像打电子游戏,传统制空权研究强调的是单机种、单兵种乃至单体系,主要衡量指标是火力摧毁的能力。网络中心战则强调组团、组战队,把各机种、兵种、体系组织起来,发挥整体性最佳效能,体现的是信息的高度流动和共享。信息优势将在“网络”中迅速转化成决策优势。

而“空海一体战”理论的成形则要稍晚。2011年5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空海一体战——战役构想的起点》报告。报告针对的目标是崛起的中国,意图抵消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该报告作者之一是美国战略学者克雷皮内维奇。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美国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上世纪50年代规划美国核武器战略的有数几人之一,也是用军备竞赛巨额费用拖死苏联的策划人之一。

“空海一体战”明显在网络中心战的基础上对中美潜在的冲突进行了预想和规划。其假定的第一作战阶段:抵挡我军首波进攻,降低美军及其盟军和基地的受损程度;对我军战斗网络发起“致盲”战役;对我远程情报、监视、侦察及打击系统实施压制性进攻;夺取和保持制空、制海、制太空和制网络空间的优势。第二阶段是打赢长期常规战争:对我遂行持久战,包括保持和利用在各战场的主动权;实施“远程封锁”作战;保持作战后勤能力;扩大工业生产(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

其实无论怎么看,美国未来的制空权研究实际已经进入了空天领域。在“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思想指引下,我军制空权将面临向制空天权演进的问题。如何实现未来我不同军兵种甚至部门的信息整合,减少内部沟通壁垒,提升决策效率?以及,如何维护我空天资源的战略安全,做到攻守有道?类似思考,应有很多。

战略上,未来中美未必是敌手,但和平永远是制衡而来,而非一厢情愿。个人写下三条感想,权作结尾:一、重点确保我制空天权,制空天,则制胜;二、理清核心战略利益,冷静务实,总结美苏等大国的经验教训,推进相关理论研究;三、高度重视我国相对脆弱的国际能源通道,特别是印度洋方向,提前布局规划。

责任编辑:吴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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